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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例子便可说明：某次课堂，一位硅谷中层印度裔管理者滔滔不绝地谈论英伟达，称其市值高达数万亿美元”，超越耐克、可口可乐等巨擘。他说得热情洋溢，仿佛这些财富与他同气相求。我忍不住提问：“请问，英伟达是芯片制造商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他们做芯片。”我当即指出这一事实性错误：英伟达根本没有制造能力，他们只是芯片设计商，真正制造流程全由台积电等厂商代工，其本质与建筑设计或时装设计工作室无异。这类荒谬至极的案例，竟是商学院从上至下的浅薄常态。

　　攻读MBA期间，曾选修一门气候变化课程。该课程的讲师被校方大力宣传为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标杆，甚至在校内营造出近乎神化的舆论氛围。课前我一度以为，能从他那里获得对环境政策、能源转型，以及气候经济的系统性理解。事实却令人失望至极。这位教师本身只是有过能源行业的投资背景，其讲授内容既缺乏理论深度也欠缺结构逻辑，可谓空洞和无聊至极。更为荒谬的是，此人在课堂上将个人生活细节大加渲染，诸如“每日骑自行车上下班”之类微不足道的行为，被反复当作道德优越感的证明，就像中世纪的牧师像台下学生兼信徒布道，而恰好商学院存在着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听众，既蠢又坏。这种表演式的环保姿态，不过是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下的浮夸表征，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也无法对寻求真理者产生真正的启发。

　　我在场听得心生困惑，每年缴纳九万美元的学费，竟是被强迫成为观众和指责对象，参加这样一场针对男性群体的猎巫式审判？更重要的是，这种拙劣的表演与现实世界的严酷毫无关系。这些人高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口号，却从不面对最真实的社会图景。商学院坐落于纽约哈莱姆贫民区，仅仅一街区之内，尽是贫困、毒品、暴力的重灾区，而课堂上这些一丘之貉的教授和学生，满嘴社会关怀，仁义道德，不过是为自己谋利、博取身份政治资本，以及向华尔街和硅谷利益联合体的主子们俯首称臣的伎俩，既看不见眼前的贫穷，也走不出虚幻的象牙塔，触碰极端资本主义垄断给社会带来的真实苦难。

　　当然，商学院的老师也不尽是如上述之流，即没有能力和水平，又唯利是图，缺乏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基本责任感。有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中年女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传统美国人。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也总是认真观察并跟进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我时常想对她说，像你这样的老师，我个人非常尊重。然而，在整个商学院的大环境中，如此情操为凤毛麟角。诚然是真心实意为学生着想，也仍会有一部分人对此种付出丝毫无感，甚至是抵触。

　　这种问题也同样体现在所谓种族裔多样性上。学校通过设置各种种族配额制度，对不同族群进行数量上的人为调配，尤其是对拉丁美洲裔学生的招收数量格外可观。就实际观察而言，这类学生的整体能力欠佳。他们最显著的社交活动便是组织饮酒派对，而在校内课堂上也常以西班牙语为群体交流的主要媒介，甚至在公共场合故意成群结队地用西语交谈，形成排外气氛。我从高中起便在美国求学，寄宿家庭是传统美国人，他们早在我十几岁时就教导过：在公共环境中使用他人听不懂的语言，是一种极其不礼貌的行为。

　　我们班有一位白人女同学，曾向我提起另一位中国女学生的事情。那位中国女学生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因遇到些许不如意，便在现场情绪失控，喧闹、哭泣，引发整个场面失控。在场所有人不得不中断原本的交流，对她进行安抚。令人震惊的是，这位竟然在向白人女同学解释时说：大吵大闹的失态行为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听到这番言论深感羞辱与愤怒。这是对我国民族形象的恶意伤害。因此，我直接向那位白人女同学指出：这是你自己的国家，你不应容忍这种人在你的土地上撒野，更不能因为她口称“自己是中国人”，就为其失控行为背书。这是对文明和谐与交流的破坏。

　　商学院的招生、培训与输送体系，构成了一个逻辑缜密、结构完整的闭环机制：它首先有选择性地招入一批高度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小人，然后通过制度性扶持和资源倾斜，刻意培养其在校内的生存优势。借以“竞争力”“领导力”“赋能”之名，这些人被系统性鼓励去蔑视集体利益、破坏规则与道德边界，把任何一个群体关系转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而更可怕的是，这套行为模式将在他们毕业后原样输入由金融资本操控的大企业、咨询公司与投资机构中，完成从校园到职场再到社会的全面接轨。

　　其中有一位中国女学生，刚进学校便高调宣称自己拥有家族企业背景，对外极尽吹嘘；在校内则习惯性地使唤他人、指派任务，甚至对其他同学进行霸凌、掠夺资源。令人错愕的是，原本以为这种人会因行为粗鄙德行而被普遍唾弃，结果却在学校的制度支持与部分教师纵容之下节节高升，甚至被推上了学生社团主席的位置。这正是最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构性逆淘汰。背后的真相是商学院内部早已没有价值判断与德性标准，某些教师本身不过是趋炎附势之辈，见利忘义者居多，哪怕只是一点利益、一丝好处，也足以让他们罔顾良知与底线。

　　我曾多次在中国学生组织的聚会中目睹这种荒诞场景：某些同学会主动与每一位陌生人攀谈一两句，然后迅速要求加微信留联系方式。他们单纯地相信，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未来的棋子”、下一段职业跳跃的“踏脚石”。然而，这种肤浅的互动不仅毫无意义，反而折射出一种对人性的异化与工具化。他们已不再把人看作可以交往、共事、协作的对象，而是彻头彻尾地将人变为资源、节点与利用对象。这种病态心理，正是被商学院价值体系有意识强化与制度性复制的。

　　譬如“女性商业论坛”，凡有活动，必然高频强调“女性”身份，事事贴上“女性领导力”标签，其背后逻辑从来都不是为真正处于边缘的争取公正，而是为那部分早已拥有特权地位的既得利益女性开辟一条额外晋升通道，将原本属于全社会的资源、机会与空间，转化为她们进一步攫取利益的筹码。这其中的多数人漠视现实中那些真正受苦的底层妇女，更不曾思考性别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她们之所以高呼女权，不过是为了自身谋利，便于进入华尔街、便于在DEI（多元、公平、包容）体制下脱颖而出，获得那本不属于她们的席位与报酬。

　　而这一类强行构建的意识形态场域，极大地撕裂了学生之间原本可能存在的信任与和谐关系。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乡的中国女同学约吃晚饭，原是一次轻松的交流聚餐，气氛尚可。然而当谈到另一位中国女生进入某家投资银行实习时，我随口问了一句：“现在市场环境不好，她是怎么拿到这个机会的？”她回答说，因为对方是“Diversity Candidate”，即多元人群。我出于自然的好奇，又追问一句：“她是属于哪一类 diversity？我们中国人不是多数情况下不算在多元类别里的吗？”她答曰：“因为她是女性。” 我略感诧异，又问：“全球男女比例大致是1:1，怎么女性就成了多元群体？”

　　2023年，当ChatGPT-3初入市场之际，商学院即迅速跟风追捧，态度之狂热，颇有一哄而上的盲动气象。我亲眼所见：某堂课上，老师提出一道浅显问题，仅需一两分钟即能作答，而我身边一位中国籍学生却不假思索地将问题原文输入ChatGPT，坐等机器输出答案。此种行为极具象征意义，当一个人开始习惯性地将自身思考能力完全外包给算法工具，他的内核尚余几何？他作为人的独立价值，还剩几何？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深层图谋：剥夺个体的认知主权，异化所有形式的劳动，使人类不仅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权，更失去曾经赖以为傲的脑力劳动价值。当连思考都成为可以弃用的能力，个体便沦为无经济价值的存在，进而滑向无社会价值和无生存权利的终点。

　　在商学院求学期间，我反复思考“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内部机制的悖论。西方所鼓吹的客户至上，投资人至上, 效率为王，看似进步、理性，本质是一套将员工持续边缘化的剥夺体系，与德国和日本的“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企业的每一项战略决策都围绕降本增效展开，系统性压迫了员工权益。该群体非但无法保障长期生计，甚至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此举不仅摧毁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也破坏了整个经济循环的根基。员工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他们被排除出生产链条，自然丧失了消费能力。而当消费主体枯竭，客户何在？市场何存？

　　此后，又是一系列辛苦而细致的筹备工作：每天在完成本职工作后继续伏案修改个人申请文书，同时协调推荐信事宜。在最后冲刺阶段，2021年的夏天，彼时因长期疲惫而身染疾病，却仍决定强行接种COVID疫苗，只为最大限度压缩副作用的恢复时间，以将有限精力用于申请。然而，疫苗与本身发烧的虚弱状态叠加，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周多，期间高烧不止。症状略有缓解后，又留下了持续性偏头痛与低烧后遗症。即便如此，仍咬牙坚持：每天带病完成本职工作，夜间继续准备申请材料与面试内容，靠着止痛药强行支撑。这一切苦楚，皆为一张通往希望的入场券。最终，顺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当时内心的欣喜，无异于相信自己多年付出终获应有的回报。

　　在公司面试准备方面，我几乎报名参加了所有知名咨询公司的招募活动——从大规模学习环节，到各种聚会，再到一对一的聊天，严格遵循他们给予的“Playbook”游戏玩法，在每一次互动中虚心请教，以笑容和积极乐观的姿态去打动每一位招聘官。这一切，我都一丝不苟地贯彻实施，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达到的程度，远超许多人。尤其作为一名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自然面临更甚的文化壁垒与沟通挑战。在每一次与咨询公司员工结束交流之后，我都会进行反思并认真撰写感谢邮件，以表达对工作的热忱。

　　2023年1月，我从纽约独自启程南下，前往弗吉尼亚。在蓝岭山脉的静谧群岭中思考人生去向时，忽然接到一封邮件，来自那家将我列入“候补名单”的咨询公司。他们表示，因未能如愿招募到理想候选人——据我后来获知，原本录取者接受了另一家公司的offer——遂决定给我一次面试机会。即便在如此近乎绝望的境况下，我依然选择迅速调整心态，随即启程返回纽约，并联系友人一同进行面试训练。深知机会来得偶然，能否把握，全凭自己最后的坚持。

　　此次面试共分三轮：首轮由一位合伙人主持，后两轮由两位经理分别进行。整体过程颇为顺畅。第一位合伙人曾在华盛顿特区长期任职，涉猎政府项目与官员事务较多，而我又恰好是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出身，遂在短暂交谈中迅速找到话题切入点，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若干独特经历，力求呈现不同于众的视野与深度。后续两轮面试同样进展顺利。针对所出案例，皆以创造性思维提出解决方案；体现站在客户视角解决问题的姿态。尽管彼时内心困顿，现实处境堪称身陷囹圄，仍强作镇定，在面试全程展现出乐观与自信的外在表现。

　　首先，2022–2023年是美国经济极度震荡的时期。疫情爆发之后，美联储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信贷泛滥，造成资产价格虚高、就业泡沫堆积。2021年各类企业过度乐观，大肆扩张，盲目招人，而至2022–2023年，经济骤然下行，市场泡沫破裂，科技行业裁员潮此起彼伏，银行危机接连爆发，甚至有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面临流动性枯竭风险。而向来依附于这些产业链的咨询行业，自然也遭受重创，不得不收缩招募规模，裁员之势愈演愈烈。令人讽刺的是，最初来到我们学校进行宣传与招募的那位咨询公司HR，最后都被其所在公司裁员，亲自为系统搭桥布线之人，也未能逃过制度的绞杀。

　　再举一例，一位来自非洲的男同学，行为举止粗鲁，毫无社交礼仪。在开学初期，某家咨询公司的欢迎晚宴，当时我们一群人正围绕一位合伙人进行交谈，他突然强行挤入谈话圈，不断摩擦、碰撞大家，毫无分寸和教养。我当时极力压制内心的愤怒，几乎想开口要他滚回自己应该呆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位连基本社交礼节都欠缺的人，最终顺利进入麦肯锡纽约办公室。对这样的人给予青睐，也正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所推崇的，并非能力、操守与适配性，而仅仅是一纸身份和多元化标签。这种制度性的资源偏斜，正是管理资本主义在其衰败晚期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目。

　　可以说，这样的例子多到难以一一列举。所有现象背后所揭示的主线已然明确，那就是这些企业在人才筛选上的本质逻辑，是一种彻底的逆向淘汰。它们不再以人的能力、水平、品格与潜质为准绳，而是首先考察应试者是否符合由华尔街和全球资本集团设定的多元基准，所谓的多元、公平、包容（DEI）。这套标准的实质，是以性别、种族等表面身份标签入手，刻意制造群体撕裂，播撒仇恨与分裂的种子，瓦解社会的基本共识，扭曲劳动价值的评判体系与分配逻辑。于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有志向、愿意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奋斗的人，反而得不到应有的机会；而那些缺乏基本人文素养、没有理想、没有激情、甚至没有起码道德底线的人，却在制度的庇护下，一步步占据社会的上层结构，反客为主，掌握话语权与资源分配权。

　　在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招募实践中，这样的逻辑尤为明显。这些机构之所以大肆扩充所谓的“DEI多元化名额”，本质上是执行其上游主子，华尔街资本财团的政治命令。这些财团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利益集团，更像是一个结构完整、教义严密、目标统一的全球网络；华尔街就是魔教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商学院，不过是魔教在全球各地设立的分坛口与洗脑基地。所谓教育、所谓学术，都是披着文明与理性的外衣进行的教义传播与人格改造。他们为这些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被好的信徒，以便更有效地推行魔教纲领。

　　综上所述，商学院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大骗局，是全球资本主义、华尔街、硅谷联合体主导的生态链条中的一环。它处于整个链条中的下游，虽然不掌控决策核心，但却肩负起意识形态塑造与信徒培养的职能，直接或间接听命于以上集团。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教书育人，而是为这个资本驱动的体制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螺丝钉。而这套体制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吸血、垄断资源、封锁上升通道，把世界变成一个被他们少数人垄断与编排的舞台，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的命运，最终都只能困囿在他们早已拟定的剧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