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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国杰看来，企业家与科学家各有各的专业素质，能够兼美者极少，“可以说，企业家也好，科学家也好，都应该是特殊材料打造的，目前看起来，国内两个家的素质都拥有的，实在很少，而且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企业家更加稀缺一些，有的企业家是天生的，有其特有的素质，这些东西是无法在学院里培训中获得的，企业不是看几本MBA书就能管好的，这里面有些是艺术，有些是悟性，管理之道从几个简单公式中推导不出来。有的人学了一辈子MBA也当不了企业家。”

　　李国杰以自己为例，他不做总裁后，曙光的整个市场运营顺畅了很多，去年一年的利润达到了6000多万元，“比我当年自己做要好。所以，科学家可以关心企业化，但是千万不能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去自己做，这种要求不切实。比如说创新的工作怎么是企业做的呢？不是科学院做的么？这就是一个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要有一个战略关系，中关村的科学家很多，对企业家的辛苦不太体会，多少有点瞧不起商人，所以不太接受商人，中关村真正的创业家不多，科学家们了解市场的也不多，所以需要双方多沟通多理解。”

　　李国杰对于中关村的创新，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关村的创新口号喊得很响，而且也有不少企业在技术开发上投入了不少的资金，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李国杰看来，它们却正是中关村创新的主体：“中关村的科研力量有待提高，目前中关村的确拥有一些自己的技术，而且有一些的技术含量还不低，但是中关村的创新创业氛围并不是很蓬勃。在这里，一个博士毕业后自己创业的难度很大，去年中科院毕业了200多个博硕士，可只有2个人选择自己创业，占百分之一不到。在中关村里讲创新，应该回到企业为主体上，但是中关村很少有这样的企业敢投资做5年以上的产品更新换代的研发，基本上是人家做得差不多了才介入，这样的话，核心技术基本上都还在人家手里，中关村企业在这一点上显得目光短浅。”

　　李国杰以诺基亚为例，它当时还只是芬兰的一个小企业，“规模还比不上现在中关村的一些企业”，他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停止了整个收入中最重要的电视业务，全力以赴去做手机，6年后终于借其早一点投入早一点开研发的优势，成为行业的领头羊，“我们的企业目前没有像诺基亚这样的前瞻性地来下这样的决心，这一方面是体制决定的，因为做技术不合算，你做人事关系，做做某些公关，可能得到的直接好处更多更快，多快好省来盈利，嘛还要吃力不讨好地去做技术？目前中关村的企业有七八成的所谓技术研发，都是在做一些渐进的创新，就是摸着石头一步步走，没有前瞻性，没有指导性，他们会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小小修改，却不愿意去做一些创新。中关村的企业应该多有一些高瞻远瞩，多做一些技术前瞻性的思考，不要一味地埋怨政府或者用户不支持。”

　　他以液晶显示屏为例，指出中国以前做CRT的时候，很是风光了一阵，世界上绝大部分的CRT都是在中国生产制造的，但是对于液晶，我们忽略了，正是这一忽略导致了我们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落后，“政府在十五计划的时候拿出了一个亿，去支持液晶显示屏的研发，但是投入方向上根本没有重点，本来就不多的投入在几个领域平均分配下来后就更少了，结果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也是和整个体制息息相关的，因为我国主管部门的人员任期有限，三年四年一任，任内必须要见政绩，而信息产业的技术研发通常需要至少10年才可以见到一些成效，这是一个矛盾。你看英特尔是1969年才开始做处理器的研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成果。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只记住了吃饱的最后一个馒头，根本没想到，在这最后一个馒头前还吃了几个馒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做前几个馒头的工作。”

　　此外，李国杰还提醒中关村，要切忌忽略技术和无视技术成果的国界：“中关村发展了20年，当然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的问题，北京这个地方，学校科学院所多，所以不稀缺技术，甚至有的时候会产生对技术的“冷漠感”。不像外地，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科技院所布局的不合理了。此外，我们发展自己的创新基地，要强调技术的自有性。现在有不少外企的研发中心落户到中关村，这些研发中心来了之后，先产生的力量不可能是向外溢的，而是往内吸收的，比如人才，比如创意，都会往它的整个研发中心里吸引，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技术成果是有国界的，要注意控制技术成果的走向，而不是光看这个研发基础建在哪里，产权在哪里，税收交给谁。”